揭秘华为的中央研究院：每年投入百亿美元，人均985、21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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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月落乌堤

1991年，一个名叫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把位于深圳的办公室，设置在了华为的隔壁。在这家公司的电子及光学仪器部门，有一个从事高速激光打印技术开发的小伙子，被当时还是“小老板”的任正非，忽悠辞职，做到了隔壁的华为研发部。

这个从事技术研究的小伙子名字叫做徐文伟，华为人习惯称他为“大徐”。当年的“大徐”不过28岁；今天，他已经是华为公司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

徐文伟的到来，使得以郭平及郑宝用为研发主力军的华为研发部门（关于这两人的故事，可以看《华为的二号员工，和历史性的HJD48》），有了新的得力干将。这个1990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学位的技术人才，兼修电路设计和汇编语言的硕士生，放弃了丰厚的外资企业待遇，来到华为这个“小庙”。

也许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徐文伟回忆起这件事，也许还有些纳闷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么选。

如果说，郭平的到来，揭开了华为与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才交流及资金赞助的序幕，那么徐文伟的到来，性质一模一样，也可以说揭开了华为与东南大学人才交流及资金赞助的序幕。

在今天的东南大学里，还存在着很多华为资助的研究项目。比如2016年的“华为创新研究计划（Huawei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简称HIRP）”、2017年的““卓越计划”人才联合培养”、2019年的“无线通信联合实验室”的搭建等等，甚至还设立了“紫金学者”人才基金。东南大学作为华为早期的合作伙伴，实实在在地给华为输送了不少人才。华为无线CTO童文、5G首席专家朱佩英都毕业于东南大学。华为5G技术的领先，与这两位的贡献不无关系。

徐文伟到华为研发部后，建立了一个叫“器件室”的下属实验室（也可以理解为办公室），主要工作是从事印刷电路板（PCB）设计和芯片设计。随后，以“器件室”为基础，华为成立了“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这一中心在1998年改组为独立的深圳市华为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随着华为芯片设计需求量的不断扩大，和企业改制的要求，深圳市华为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注销，成立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并成长为华为芯片的研发核心所在。

此时的华为，刚从1992年借助“HJD48”模拟空分用户交换机的大卖，营业额首次突破1亿的年会中走过来。任正非“我们终于活下来了”的话音未落，在新的战场，华为马上又要投入到下一轮的生死战。

徐文伟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可用于用户交换机的ASIC芯片。在当时的开发环境下，华为技术水平及其有限。但徐文伟的开发，已经从莫军1:1复印印刷版，上升到基于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EDA）工具来进行。他应用了可编程逻辑器件PAL16来设计组合逻辑电路的开发，通过实验室验证后，通过封测公司进行封测为ASIC芯片后，移交到IC巨头德州仪器（TI）来进行流片生产。

所谓“流片”，指的是芯片设计的最后一个环节，即“试生产”。在上个世纪90年代，“流片”的代价很是不低。在90年代初，外汇被国家强力管制的时代，民间的外汇非常稀缺。而且华为当时几乎没有国际市场，又处于刚从香港代理交换机转移到自己研制交换机的关键时期。

一次几万美元的芯片流片费用，几乎是华为当年能够拿出的全部外汇家当。这种资金上的压力，由上到下的传递到了所有人身上。在任正非拍板决定研发芯片开始，任正非几乎每天都会到这个“器件室”来看这些工程师们。

没想到的是，“天助华为”——这次研发，一次流片就成功了。这种概率的事件，在当时的技术环境下来看几乎是奇迹。想想小米澎湃S2已经流片5次还没成功，其难度可想而知。

1993年，华为第一颗基于EDA的芯片问世。徐文伟给它取了个大气的名字“SD509”，S代表“semiconductor半导体”，D是“date数据”，意为半导体数据芯片，这颗芯片首先用于马上进行开发的“C&C 08”机上。

这个时候，在郭平及郑宝用的主导下，中央研究院成立。这是华为历史上天大的事情，中央研究院最初的基础，就是徐文伟这个“器件室”。随后，“器件室”改组为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划归到中央研究院下属，郑宝用成为了第一任中央研究院总裁。

随后，围绕郑宝用建立起来的研发体系，以及郑宝用规划的产品体系，从中央研究院一样样走出去。而类似于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研发部门也一个个成立起来，无线部门、光通信部门，路由器部门等等，成为了华为初期研发的重要端，之后，从中央研究院，走出了中国第一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GSM制式网络、中国第一台光通信基站、中国第一台企业级路由器等等核心产品，而这些产品的开发，为华为的攻城拔寨打下了实实在在的江山。

2004年，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独立为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华为改组研发部门。2012年，华为对外公开了“2012实验室”，中央研究院划归到“2012实验室”下属，成为一个二级部门。“2012实验室”成为了打造研发体系新的中枢系统，这也是建立在中央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的新的研发体系。

任正非认为，未来信息爆炸会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要想在未来生存发展就得构造自己的“诺亚方舟”。而“诺亚方舟”则成为了中央研究院下面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主要从事的就是“人工智能”。

和“2012实验室”一起曝光的，是一篇名为《在2012实验室干部与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稿，在这次谈话中，任正非多数论断都意义被印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下面这个“备胎”论断：

“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华为以中央研究院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升级到“2012实验室”的研发体系，实际上是其战略研发升级的重要步骤。初期的中央研究院，担任了研发战略、产品规划以及人才吸纳的重要作用。其中研发人才吸纳，促进了研发进度的形成，研发进度又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产品的规划及推出，而这些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又回馈到研发上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比如初期的BH03机型，便是1:1复印印刷版（PCB版）来的，而到了HJD48机型，则开始用到自研的电路及软件，由郑宝用主导的硬件开发，及由聂建林主导的软件开发成为了HJD48的基础，这个时候，HJD48的热卖，回笼的资金开始进入到下一轮的研发，并且根据市场要求，在HJD48的基础上，扩展了HJD48平台的通用性，研发了100门、200门甚至500门的用户交换机，这些新产品的规划，实质上还是吃到了研发的红利——由一个成熟平台开始，扩展平台的综合性能。

这一研发策略，后期被复制到了几乎华为所有热卖的产品上，借助自主研发的成熟平台，通过硬件开发、软件升级，完善初始产品的综合性能和软件bug，搭建在平台之上，开始通过技术手段，开发适合于市场的同类型升级产品，这种方法从一定程度上说，节约了新产品研发的成本，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这种方式下，新产品的更新频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研发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而且，这是同一技术下的同一平台，获得了极大的技术红利。自研技术的效率，从中央研究院开始，直到现在，都还在享受着。

改组后的中央研究院，成为了一个华为的研发体系里面的二级部门。这个管理着华为所有研发，享受着华为每年超过10%营业额的研发费用投入，拥有超过华为45%员工的研发人员的机构，对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内部信息，在公开的信息中，也只是一些部门及他们的研发方向及成果展示。

在参与“2012实验室”谈话的研讨会中，我们不难发现“2012实验室”的一些核心机构以及他们的负责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工程师们，一起组成了华为研发的有机力量。在一份公开的报道中，我们结合篇讲话稿，勉力能看到华为“2012实验室”的一些细节：

作为华为一级部门的“2012实验室”，下属有中央研究院、中研软件园、中央硬件工程院、诺亚方舟实验室（人工智能研究院）、研发能力中心（研发规划部）以及海思半导体六个二级部门。

其中中央研究院下属还有神秘的“科学人名实验室”，包括：香农实验室、高斯实验室、谢尔德实验室、欧拉实验室、及图灵实验室等等，研发方向有大数据处理硬件和软件系统架构、操作系统、新型编程方式和商务应用基准程序、网络安全、终端安全、云虚拟化安全、密码算法、数据库管理系统、嵌入式处理器内核架构等等。

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是华为研发规模化、流程化的重要环节，他带来的意义，对于华为来说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通过中央研究院的统一管理，可以整合华为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在公司内部的产品开发过程中，实现技术共享，且能有效的弥补其他环节在前瞻性技术研究、基础/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上的不足。比如石墨烯技术的出现，在英国物理学家凭借该技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华为前瞻性的看到了该技术的作用，即下力开发该技术的使用，最终成功整合进了Mate X手机里面。

其次，中央研究院在研发中，获得了关键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加快技术研究的步伐、降低成本与风险；这一点在芯片研发上显得尤为重要，从徐文伟开启的“器件室”到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到海思半导体，自主的芯片研发技术成为了华为立命的基础；

第三，中央研究院成为华为高端技术人才、产业分析人才的聚合地。以郭平、郑宝用为代表的华中科技大学，以徐文伟为代表的东南大学，在华为初期，为华为输送了无数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的引进，是华为创业初期的成功基础。今天，这两所大学在华为内部管理层中依旧占据着重要地位；

最后，中央研究院成为了华为引入先进的研发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最主要机构，其中最成功的无异于向IBM花费超过10亿美元，建立起来的集成产品开发（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IPD）这一体系的建立，几乎是华为翻天覆地变化的开始，比如最新的Mate 30系列，余承东就说，动用了超过2000名工程师，花费了超过3亿美元的研发资金，才整合集成为这么一部手机。

当今天很多企业在学习华为管理的时候，IPD都是其中最主要的学习方案，但是，学习归学习，学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华为依托核心的研发人员，建立起来的中央研究院，成为企业无可争议的基石。此后，这块“基石”，主导了华为的每一段发展历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