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

如何正确地评价一个在历史上建立了赫赫功勋，同时又犯过严重错误的伟大人物，这不仅在以往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解决过，而且在国际社会也是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重大课题。1956年苏联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后果，至今还萦绕在人们的脑际。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卓越代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可是，他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又使党和国家遭到了巨大的不幸。怎样评价他的历史地位，不能不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当前社会上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毛泽东丑化、妖魔化，一种是把毛泽东神化、偶像化，我觉得这两种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都不可取。重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它既充分地肯定了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又郑重地指出了他在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对他犯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分析，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全面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功过

长期以来，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存在一种简单化、绝对化、好走极端的片面性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倾向。同一个历史人物，此时可以被抬到九天之上，彼时则又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为尊者讳、为王者隐的春秋笔法，在我国几乎己成为历代史书遵循的例律。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当然不能袭用这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方法。

不仅对毛泽东，就是对任何一个伟大历史人物，这种方法今后都应该予以彻底摒弃。只有忠实于历史才是忠实于真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还复杂的历史问题以本来面目。不可否认，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因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位罕见的伟大人物，况且，中国革命又经历了异常复杂曲折的过程。但是，《决议》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毛泽东的功过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而作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评价，比较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列宁说过：“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决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首先坚持了全面地、从历史的发展中看问题这个根本原则。它概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战斗历程，不仅对建国以后32年的历史作了系统的总结，而且对建国以前28年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作了简明的回顾，从而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与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和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两次从错误领导造成的全局性的严重失败中挽救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是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他在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三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采取的正确决策以及制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通过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而创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曾经讲过毛泽东的三大贡献：缔造了一个开辟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新中国，创立了一个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塑造了一个汇聚大批民族精英因而具有优良品格作风的党，仅这三条，就是功德无量。据此，他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竞折腰”的无数英雄和称得上“一代天骄”的历史伟人这个行列中，占有突出地位。我相信，毛泽东能在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伟人榜上排居首位。他的错误主要是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立足于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通观毛泽东的一生，而不是一时一事，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既没有因为他的巨大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也没有因为他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低估或抹杀他的巨大功绩。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决议》说：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怎样解读这个结论呢？以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表述，至少可以讲这么三点：第一，毛泽东的功与过的分量大小显然不同。就拿他在实践上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在理论上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文革”的错误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使新中国倒回到旧中国。第二，毛泽东的功与过的时间长短显然不同。仅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开辟井冈山道路算起，他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代表，有整整半个世纪之久。前40年间，他的功绩被公认为是主要的，只是在最后10年，错误才成为主要的。第三，毛泽东的功与过的历史影响显然不同。他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尽管历史还可能有反复，但他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的根本变化，将使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受益。以他为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今后仍将长期地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是党和国家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他在晚年所犯的错误，党已经在不断地努力纠正，而且，纠正的指导思想，在许多方面还是他过去倡导的那些正确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实行的一切，说到底，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发展。

《决议》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时候，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既反对了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一个人的倾向，也反对了把一切错误都归于毛泽东一个人的倾向。《决议》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在党和人民的长期奋斗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无疑最多、最大，居于首要地位，但是，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发生的失误和挫折，《决议》明确地指出，他们同样负有重要责任。正如同当时的一切成就应归功于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一样，这个时期指导方针上的错误，也应当由党中央领导集体负责。这就否定了那种把功劳归于集体，把责任推给一人，别的人都正确，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犯错误的不正确看法。《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所作的这种区别，并从他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功过的相互联系上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估量他的功过的历史影响。这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的一个重要侧面。

辩证地看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效果

动机与效果问题，是评价历史人物难以把握好的一个复杂问题。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能对历史人物的动机与效果进行恰当的分析。无论是片面地强调效果否认动机，还是片面地强调动机否认效果，都脱离了列宁所说的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唯物论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要求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把动机与效果的分析结合起来。《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所作的评价，正确地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这个要求，既反对了那种不看客观效果，不承认“文革”的严重后果的倾向，也反对了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否认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罪恶存在本质区别的倾向。

《决议》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这是我们党建国以来所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忽视和掩盖这样的严重后果是不允许的，不仅这本身是错误的，而且将会导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仅仅指出“文革”的严重后果是不够的，它不能使我们正确判断“文革”的性质，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因此，《决议》又进一步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指出：“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为了别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他所认为的革命，为了把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到底。《决议》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而不是什么美化的宣传。从毛泽东晚年的活动来看，他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内和我们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弊病的。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坚持马列主义的原则，同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象进行斗争，不断自觉地揭露和克服自己组织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坚决防止和避免走上脱离人民、蜕化变质的道路，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严肃任务。毛泽东发动“文革”，从主观愿望来说，不可否认，是要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如果他能对这些缺点和弊病加以具体分析，通过改善某些政治制度和逐步完善法制的办法，也不是不能够解决的。令人痛心的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对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十分错误的估计，片面地看待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与他的不同意见，片面地夸大了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弊病，把极少量的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同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搅为一团，并且采用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完全错误的方法。这样，尽管他在主观上自以为是在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整人”，既以“整人”开始，也以“整人”告终。应当说，这种说法是很不郑重的。不错，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同志，包括跟随他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一些杰出的领导人都被悲惨地“整”倒了，这是不可挽回的沉重损失。对此，毛泽东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但是，应当弄清楚的是，他为什么要“整人”，许多人都被“整”倒了，“文革”为什么还没有停止呢？仅仅用“整人”说，是解释不通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仅可以从他当时发动的主观愿望去进行分析，还可以从他在“文革”中所做的一些好事得到说明。毫无疑问，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指导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他丝毫也没有要改变这个全局性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想法。但是，也不能说，他在“文革”中一件好事也没做，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也没有。如果有这种看法，对他也是不公正的。过去那种“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不符合实际。我们既不能用这种观点去对待别的领导人，也不能拿来对待毛泽东。事实上，他在“文革”中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决议》所指出的，他制止和纠正过他所察觉到的某些过火行为和其他具体错误，也保护过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以及党外著名人士和知名科学家。尽管他重用过林彪、江青一伙，对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出现和横行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后来他毕竟领导粉碎了林彪集团的阴谋，也没让江青一伙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此外，他还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改善了同一些大国的关系，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外关系打开了新的局面。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过100多年，过去的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也只有几十年。在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没有经过独立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先例。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著作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是不可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的则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的长时间里一直处于激烈的武装斗争的环境之中，对于迅速到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研究。在摸索中前进，有成功，也难免失误。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取得了很大成功，并积累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政治矛盾，却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一旦在发展的进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新矛盾、新情况，及至酿成某种严重的社会政治事件之后，党的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在内，就很难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对这些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分析，而是比较习惯于凭革命战争年代的旧经验办事，主观主义地一概用阶级斗争的公式进行观察和解决，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或特殊情况下出现的阶级斗争夸大为急风暴雨式的全面的阶级斗争，从而导致了“反右派斗争”以来阶级斗争的扩大化错误。“文革”的发生，从国内来讲，是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决策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七大”主席台上。会议确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其次，《决议》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国际环境。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之后，苏联领导人把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为两国之间的对立，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不断地对我国施加压力，这就迫使我们在国际上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还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党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国际上的斗争本来是可以同国内和党内的斗争区别开来的。但是，一方面由于苏联对我国进行各种方式的颠覆活动的大量事实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那时我们已经把国内和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以及跟一些不太严重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几乎都看成是阶级斗争或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使得国际上的斗争同党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混淆了国内和党内的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这样就人为地产生了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似乎不发动一场非常的革命，国内的“修正主义”就会上台，就会导致亡党亡国等等。这是促使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第三，《决议》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理论认识根源。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些错误的理论当成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的许多论述，无疑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首先必须对这些著作中的重要论点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决不能把这些著作中的论点，更不用说是被误解了的论点，当作教条照抄照搬。

最后，《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历史根源。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专制主义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有异常长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尽管我们党在漫长的民主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与封建主义在政治上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但是，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甚至党的领袖。个人崇拜、家长制、特权观念等，尽管不是封建主义的专利品，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很长的国家里，这些观念的表现却不能不说是比较突出的。否则，“文革”前夕和“文革”之中，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煽动下，发展到狂热程度的个人崇拜，以及使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超过和压倒党的权威等现象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另外，由于我国革命历史的特殊条件和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崇高威望，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就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产生，从而也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开展和坚持。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犯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犯错误的环境进行分析，找出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是最根本的。《决议》的分析为全党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一个范例。恩格斯说过：“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毛泽东同很多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伟大人物一样，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在于没有缺点和错误，而在于对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和根源，并不损害他的伟大形象；恰恰相反，这使人们感到：毛泽东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人——一个伟大的巨人，而不是幻想中存在的神；毛泽东是可以被认识的，而不是不可捉摸的，从而对他有更为科学、更加理性的崇敬。《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对全党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他晚年犯严重错误的历史悲剧，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