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vs日本，现在才是开始

产业链上的修昔底德陷阱。

文 / 华商韬略 曹谨浩

走别人的路，迟早走投无路。

【1】

八秒钟，是日韩之间最后一丝薄面。

6月28日，大阪G20峰会，闪光灯下，两国领导人短暂握手，擦肩而过。

文在寅前脚刚走，安倍后脚就祭出“禁运制裁”，一刀斩向韩国经济的“七寸”，掀起一场波及全球电子产业的腥风血雨。

在禁运名单中，日本对出口韩国的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和氟化氢三种用于半导体、面板的核心材料进行了限制。

根据韩国贸易协会（KITA）的数据，日本生产了全球90%的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以及70%的氟化氢。

由于日本政府要求本土企业向韩国出口该三种材料时要提出申请，审核过程至少 90天，而韩国的氟化氢和光刻胶存货只能维持一个多月的生产。可以说，安倍此举几乎让韩国面板、半导体产业陷入了断粮的困境。

韩国是外向型经济，外贸出口占到GDP的50%，而半导体就占了出口总额的25%。据韩国经济研究院预测，假设来自日本方面的三种关键材料供应下降30%，那么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会下降2.2%，即约350亿美元。

相对而言，日本出口受到的损失不到两亿美元，代价微乎其微。

一个月来，砸日本车、下架日货、抵制日本赛事，甚至在日本大使馆门口自焚，本就在历史问题上不满的韩国民众，掀起了近乎悲愤的反日运动。

但在一片同仇敌忾中，三星副会长李在镕还要硬着头皮前往日本徒劳地沟通原料问题，让外界看到了韩国在悲愤之后的无奈。

比起韩国人的激愤，日本舆论却相当冷漠，安倍回应媒体那句“日韩之间信任关系已经崩溃”似乎暗示了之后更加猛烈的风暴。

在半导体、手机等诸多领域霸气外露的韩国人似乎一夜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历史问题上的所做所为！”一位韩国主妇愤怒而疑惑。

过去一年，民间的反日情绪与日高涨，韩国政府一方面顺应民意，就历史上的劳工和慰安妇问题向日本喊话，但另一方面，文在寅也做过不少缓和两国关系的努力。

比如，派遣韩国政坛少有的“知日派”人士出任日本大使，任命日本研究专家担任外交部第一次官。即便在历史问题上，韩国国会议长也冒着得罪民意的风险撤回了要求“日本天皇向韩国慰安妇和劳工谢罪”的提案。日本媒体甚至拍到文在寅在G20峰会上主动接近安倍晋三。

这种缓和努力背后，是今年韩国出口额已经连续6个月下跌，文在寅深知日本对韩国经济的重要性。

但韩方的举动贴了日方的冷屁股，哪怕在禁运开始后，文在寅主动喊话要求磋商，也只换来日本冷冰冰的“不予回应”。

历史问题仅仅是借口，日韩交恶的深层次原因，是韩国人早就对日本经济形成了全面威胁。

【2】

“真的想赢日本一次”。

1985年，怀着一腔热血，一位叫陈大济的年轻人拒绝了IBM的高薪挽留，毅然决然加入了二流水平的三星电子，开启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腾飞之路。

80年代，美日半导体战争硝烟弥漫，韩国作为美国的棋子，共同对抗彼时的行业霸主日本。

1983年，还是三星太子的李建熙获得了美国美光科技的64K DRAM内存技术，正式加入了这场惨烈的战争。

第二年，三星刚推出64K DRAM产品就遭遇价格暴跌，从每片4美元一口气崩到30美分，而生产成本则是1.3美元，李建熙亏光了所有投资。

此时，行业普遍亏损，英特尔退出、日本厂商纷纷减产。

被爱国情怀感召的陈大济扛起了三星半导体的大旗，在李建熙的坚持投入下，进行技术消化与研发攻关。几年间，韩国与日本在DRAM的差距，由五年缩短到一年。

1987年，美日反倾销诉讼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出口限制协议，DRAM内存价格回升。本被日本人看衰的三星笑到最后，不但开始盈利，还率先于1992年推出了64M DRAM，次年超越日本NEC，成为了行业第一。

立志“抗日报国”的陈大济后来被韩国人称为“DRAM之父”，一路升到三星电子CEO，最终成为韩国信息产业部部长。

到了2008年，DRAM行业再次陷入危机。为了彻底干掉日本对手，三星又趁机发起“自杀式进攻”，将上年利润全部用于扩大产能，致使市场价格跌破成本。

此役结束，由日本政府出面，联合三菱、NEC、日立组建的“尔必达”苦撑数年，还是无奈卖身给美国美光。最终，三星和另一家韩国半导体企业SK海力士垄断了75%的市场份额。

同样在面板领域，三星再次祭出“自杀式”策略，先后将夏普、索尼挑落下马，还带动了本土产业集群发展，与LG二分天下；在日本，硕果仅存的JDI奄奄一息，要靠融资续命。

赢了美国输给韩国，两次产业溃败让日本人刻骨铭心。

在民族情绪与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韩国的产业雄心远不止于一两个尖端行业。

1993年，趁着日元升值，韩国政府用补贴和金融手段支持本国造船业疯狂扩张，挤压日本船企。此举一度引发一些国际船运组织对于供应过剩的担忧，告诫韩国停止产能扩张。但现代、三星、大宇仍旧进一步制定了上百万吨的发展计划，最终彻底结束了37年的日本造船业霸权。

直到今天，日本依旧在指责韩国的造船业政策严重扭曲了市场。

2011年，日本人在海啸地震中苦不堪言，日系家电企业多数出现巨额亏损，又是韩国人趁机大包大揽原来日本占据的海外高端市场。

你有什么我就抢什么，比你还更狠。对于日本产业界而言，韩国人简直如影随行。

2015年，中国人海外游进入高潮。日本刚放宽三年多次往返签证申请条件，韩国就针锋相对推出了五年内多次往返签证，还免除了团体游客签证费。当年，中国游客在韩国消费1446亿人民币，接近赴日本消费的三倍。

抢得过就抢，抢不过就禁。

哪怕是深受全世界欢迎的日本动漫，韩国人也是能禁就禁，保护本国动画。

禁不了的只要涉及到日本元素统统修改：日语变成韩文、和服换成制服、墙上覆盖太极旗、空手道改成跆拳道，连地图上的日本都要用大大的KOREA盖住，尽可能弱化日本动漫的影响力。

在这种不赶超不罢休的气势下，三星、LG、现代等巨头带头冲锋，韩国人均GDP一路上扬，2018年已经超过3.1万美元，而日本则从近5万滑落至3.9万美元左右，即将进入死亡交叉。

全球经济阴霾下，芒刺在背的安倍政府，早已按住了刀柄。

【3】

2019年6月，《日本经济新闻》推出了一篇《解剖华为P30Pro》的报道。其中详细记录了拆解之后的零件来源国家。在总数1631个零件中，有869个来自日本，占比53%。

华为手机不是特例，拆解P30Pro给人们展现的是另一个视角下的日本工业——“隐形冠军”。

管理学大师赫尔曼·西蒙在《21世纪的隐形冠军》中提出了这个概念，指那些垄断一个细分市场、但社会知名度很低的中小企业。

他们多数都是家族企业，员工不多，但往往拥有某项一辈子甚至几代人苦心钻研的独门绝技，从而长久立足于巨头横行的全球经济体系。

据统计，截至2015年，在日本经营历史超过150年的企业就有21666家，其中有数十家小微企业在精密电子零件细分领域占有全球过半的市场份额，有些企业甚至只有十几名员工。

过去二十年，虽然日本的头部品牌企业很多已经失去了曾经的辉煌，但日本的隐形优势却不降反升。比如松下、东芝等老牌企业，在消费市场被抢走的时候，也都纷纷转向上游商用领域。

今天，在日本工业品出口中，耐用消费品比重还不到20%，其他80%以上则是日本的“隐形冠军”们为世界各个国家提供的生产资料。

日本已经成为精密机械、零组件、原材料、中间产品的“世界工业基地”，无论手机、电脑等终端消费品如何在潮流中更新换代，上游的零组件、原料供应却相对稳定地抓在日本企业手里。

比如，半导体材料领域，日本就控制了其中的52%，而在半导体设备上的市场份额也高达37%。其结果是，韩国半导体产业越发达，对日本依赖程度就越高。

凭借这种优势，两国建交五十年，日本让韩国积累了6000多亿美元的赤字，近二十年更是蝉联韩国最大进口国，一度成为韩国人反对两国签订FTA自由贸易协定的首要原因。

其实除了此次禁运的三种半导体、面板关键材料，整个韩国工业部门里有48种原料、零组件对日本依赖度高达90%，短时间几乎无可替代。

四十八种，每一种都是安倍晋三对韩国的“要你命三千”！

翻了翻家底，韩国发现自己能限制日本的只有珍珠、海鲜、矿产，毫无还手之力。

【4】

对日贸易赤字一直是韩国经济的慢性病，今天演变为急症，其病根要追溯到韩国经济起飞时的“越南特需”。

1965年，朴正熙政府响应美国号召，出兵32万，成为涉足越南战场的第二大外国军队。作为回报，羸弱凋敝的韩国获得了带动经济起飞的“越南特需”。

越战期间，战争需求催生了大量订单，韩国出口贸易中50%都给了美国，为日后的“汉江奇迹”带来了第一桶金。

在“越南特需”的背后，则是一个日韩美的三角贸易——日本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韩国进行加工，最后出口给美国，定下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格局。

此外，由于统一在美国战线下，历史纠葛被搁置一边，日本也于1968年起对韩投资。

70年代初，日本在韩国直接投资了143个项目，专利技术输出也占到了所有国家的70%，分布于电子、电器、机械等领域。

由此，韩国经济在起飞的同时，也就落下了此后对日贸易赤字的病根。

这段韩国发家史，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朝鲜战争”对于日本战后复苏的提升拉动作用。作为美国的远东物资供应基地，战争需求一度也占到了日本出口的63%，让日本企业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可以说，韩国就是在“摸着日本过河”。

50年代开始，日本成立通商产业省，制定发展计划，凭借廉价劳力和贸易保护，先引进美国技术，然后“官产学”三位一体集中突破技术瓶颈，把美国拉下马。

60年代起，韩国同样先靠劳动力做组装积累资本，后由政府拨款、牵头，凭借贸易保护+“官产学”的模式，终于在多个领域反超了先行一步的日本。

相似的机遇，造就了相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让本来地理环境、政治条件就雷同的日本、韩国前后脚走上了同一条路。

今天，韩国占领了消费者市场却被卡住零组件、原材料供应，还要承受贸易赤字；而日本虽然拥有产业链上游优势，却并没有英特尔和高通那样的品牌溢价与市场主导权，综合效益难以提升。

比如华为P30Pro中的869个日本零件，总价仅83.71美元，而美国15个零件就高达59.36美元。

8月2日，日本率先把韩国移除贸易“白名单”，将冲突从半导体扩展到全部国民产业。韩国政府针锋相对，当即回应考虑“拉黑”日本，并且重罚三菱等四大日企。

眼见小老弟们已经失控，美国老大哥不得不出面调停。

或许是迫于美国的压力，8月8日，在对韩三种半导体、面板材料“禁运制裁”35天后，日本政府奇迹般地撕开了一道小口，首次放行了三种关键材料之一，但仍旧卡着韩国半导体的脖子。

然而到了12日，明知没有多少反制筹码的韩国政府还是把日本从贸易“白名单”中正式清出。

与其苦求对方高抬贵手，不如拼死一搏。

对于日本，韩国就是一个产业结构雷同、国际分工相似的挑战者。无论当初怎么密切合作，无论美国如何从中调和，这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

事已至此，除了转向他国寻找替代供应，文在寅政府已号召成立小企业培育基金，并且计划未来七年投资7.8万亿韩元，扶持本国的“隐形冠军”；另一边，在安倍晋三对韩国巨头们痛下黑手时，不难想象曾经失落的日本头部企业正在摩拳擦掌，期待借此良机收复失地。

两国的经济全面大战已经拉开帷幕。

所以，日韩此役，根本上，不是历史问题，也不是领土争端。当韩国从高科技到文化娱乐再到观光旅游，全面突围甚至截胡日本时，盘子就这么大，有了你吃的，就没有我吃的，狭路相逢拔刀相向已是必然。

对日本来说，这是必要的战争；对韩国来说，这也是必然的战争。